当前医改面临的挑战,一个重要原因是部门之间的扯皮,而其中最关键的又是医保和医疗、医药管理体制的分割。从十九大到现在,一直有关于我国医保管理部门如何设置的争论(例如“中国医疗保险”微信号在十九大之后仍发表过多篇文章,反对另设医保管理部门),这就体现了问题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既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部门利益的原因。
这次改革之前,原有关部门把医疗保障定位为“购买者”的角色,认为这是“市场化”的手段,医保是向医疗机构购买服务,医保和医疗机构之间是博弈的关系。这种定位,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准确的,也是导致看病难、看病贵在行政体制上的根源。
从理论上看,同直接投入和举办公立医院相比,“政府购买服务”是一种成本较高、宏观效率较低的模式。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医疗保障模式正是社会保险+竞争性的医院,实践证明,由于医疗卫生的复杂性和信息不对称,政府仅仅靠保险支付来控制医疗费用,引导医院行为,并不能达到目标,而是有很高的交易成本。正是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公立医院这才应运而生。公立医院的实质,就是政府通过对公立医院的直接投入,赎买医生和医院利用信息优势逐利的行为,引导公立医院符合健康导向和患者利益。对医生设置正确的激励机制,从源头上避免医生和患者产生利益冲突。三明等地改革的成功正是因为从源头上解决了医生的激励问题,从而避免了在医疗服务的供给购买和支付环节,巨大的交易费用和浪费。
从实践上看,过去一段时间,医保和医院之间的博弈,成为推高医疗费用的体制原因。在这种机制下,医保实际上是一个“甩手掌柜”,医保部门掌握大量资金,但是却没有责任对患者的健康和医疗服务的绩效负责,而只是对自己掌握基金的盈亏负责。只要自己的医保基金不亏损,并不关心患者享受到多少福利,这就造成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低下、过度医疗等浪费严重的状况。
而福建三明市等地通过建立挂靠财政或者直属政府的“医保委”以及“医保办”,把过去分散在医保、医药、医疗部门的管理职能结合起来,“医保委”这个新部门,既管钱、又管药品采购、又管价格、又管服务监管,这就把“管钱的人”和“管事的人”结合了起来,实现了“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医保委受政府的委托,既掌握纳税人的钱,又对老百姓的健康负责。因此,三明医改取得了迄今为止全国医改最突出的成效。
这些事实表明,医改要成功,必须要解决医保和卫生部门更好地合作、协作、融合的问题。特别是,下一步要实现公立医院投入和薪酬制度改革,就必须统筹使用医保基金和财政投入,这都需要体制上的重大调整。例如,医保基金直接用于公立医院日常收支差额和人员经费补偿,实现所有进入公立医院的费用由一个主体支付的“单一支付者”制度,最终实现对公立医院进行全面的预算管理。
现在很多人在争论“德国模式”还是“英国模式”,这在目前没有必要。不管将来是德国模式还是英国模式,首先都要加强三医联动,都要加强医保和卫生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即使是实行社会保险模式的德国模式,卫生管理体制也是集中的,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运行和人员经费也是给予直接财政保障的。(参见 江宇:不完全契约和公立医院的理论问题——2016诺贝尔奖的启示,江宇:关于公立医院改革的五个错误认识)
要调整就会有阻力。从三明医改之日起,就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其中有些观点是合理的,但也有些观点是为了维护部门的利益。这次机构改革,党中央毅然决定新设医保管理部门,这就体现了打破部门利益的决心。
相信新设立的医保局,一定能够超越部门利益,主动胸怀大局,从“大卫生、大健康”的理念出发,主动同涉及“三医”的其他部门协作好,形成医改的合力,尽快结束三医分割管理带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