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药企40年做了什么？谁风光依旧？谁被拍死在沙滩上？未来属于哪类企业？
日期：2018/6/3
1978年，改革开放的元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医药行业发生了一件事情。这是中国医药产业步入关键性历史阶段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今天我们在此回溯四十年来中国医药企业发展历程的一个根本前提：当年的6月7日，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正式成立。
在此之前，中国的医药工业企业由1964年化工部成立的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但受计划经济体制与政企合一模式的影响，药品只是各大类产业中的一个附属品，独立性严重缺乏，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受其所处部门直接领导，药政管理机构反而对其不产生直接约束力。因此，一个独立的、中立的政府机构来扮演规制者的角色，是中国医药企业得以发展的必然前提。
国家药品管理局便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下应运而生。当时该局由国家计委单列户头，卫生部代管，直属国务院领导，具体负责把中西药品、医疗器械的生产、供应和使用统一管理起来，从而结束了建国以来我国医药产业一直缺乏统一管理的尴尬局面。
而也是自此之后，中国医药产业逐渐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
1978-1988：合资企业的萌芽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迹象开始发端，本土企业“承包制”的呐喊在此时发出。
最为人所熟知的，自然是1980年8月2日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在华正式签约。这是我国第一个合资制药企业（中日合资）。当时中国大冢的注册资本为7100万元人民币，主要生产的是2%米开朗滴眼液、培达片、美普清片。
对于中国医药产业来说，合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萌芽自此而展开。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引进管理、引进人才、引进设备。外资药企的进入，使得“引进”成为了当时中国医药行业的新鲜血液。
第二家则是中美合资的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1982年5月正式签约。尽管相较于第一起只晚了不到两年，但其注册资本已经达到了11164万美元，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数字。
四个月之后，1982年9月15日，第三家中外合资药企无锡华瑞制药（中瑞合资）正式签约。而在此之后，中比合资的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1985年）、中美合资的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1987年）、中英合资的重庆葛兰素史克制药有限公司（1988年）、中日合资的青岛华钟制药有限公司（1988年）均是在这一阶段落地中国。
必须要认识到的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在中国市场建立一家中外合资公司绝非一件易事。“当时对外合资的事情都是中央办的，地方没权，审批一个外企，是要冒着政治风险的。”中美上海施贵宝的一位资深高管如此表示。
与外资企业的进入一同悄然开始的，是本土企业的变革正逐渐破茧。
1983年的阳春3月，安徽繁昌制药厂34岁的女助理工程师朱国琼，面对连年亏损的企业，和七个同样心急如焚的年轻人一起，向县委递交了承包繁昌制药厂的“责任状”。这在当时不啻为一声惊雷。1984年4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了这一事例。
而在不远处的山东，变化也正在悄然间进行。1981年，李伯涛被任命为齐鲁制药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这一年，李伯涛40岁。他的加入使得这家前身为山东省生物制品厂的兽药企业，正式开始向人用药发展，并在此后的30余年中不断发展壮大，至如今年销售额超过百亿的大型制药企业。
如今已经是上市公司中国生物制药旗下核心公司的正大天晴，影响其发展战略的核心改变同样发生在这一时期。1988年，当时的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制药厂（正大天晴前身）合作开发了第一个肝病药物强力宁，而正是这一产品的出现，才使得正大天晴在日后把肝病药物的研发及产业化作为企业的主导发展方向。而如今正大天晴已然是国内肝病药物领域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1989-1998：外资密集进入，本土制药崛起
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十年，是外资药企密集进入中国的十年，所有的主流跨国药企，基本上在这一阶段完成在中国市场的进入动作。这个十年同样是中国本土企业迅速崛起的十年，当下各行业最优秀的企业，基本上也都是在这个十年间登上历史舞台。龙头在涌现，新的营销思潮开始发生，而一批败局也在此发生。
这一阶段外资药企的布局，以辉瑞作为起点。1989年，辉瑞在大连建立现代化工厂；1991年，在苏州建立健康药物厂；1995年，在无锡建立制药厂；1997年，在北京成立管理中心。尽管相较于后期的一系列动作如成立辉瑞投资、中国研发中心等来说，这些动作在现在看来并不起眼，但这确实是辉瑞这一全球大药厂在当时中国的最直接的动作。
此后则是一系列外资药企的纷至沓来。1993年10月，阿斯利康正式进入中国；1994年，拜耳在北京成立控股公司拜耳中国，负责有关技术转让、市场开拓事宜，并为拜耳在华合资企业的准备和运营提供支持。同年，罗氏投资4500万美元在中国成立第一家合资企业上海罗氏制药。1995年11月赛诺菲（杭州）制药公司在杭州高新区登记。
外资药企密集进入的同时，中国本土的制药企业正经历着一场觉醒。从现在往回看，1997年绝对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年份。在这一年，恒瑞医药、正大天晴、石药控股三家公司均在这一年成立。
1997年，恒瑞医药在孙飘扬的带领下，由连云港制药厂正式更名为恒瑞医药。而在当时接手时，这家企业正处于破产的边缘，账面不足10万元。如今经过了超过20年的发展，这家企业已经是市值超过2600亿的公司，这是中国医药企业目前市值最高的公司，也是唯一一家在市值层面可以比肩国际企业的公司。
石药集团同样如此。1997年，石药集团在四家制药公司的基础上正式组建而成，这家最初以维生素为主导的制药公司在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后已经成功的走向了转型创新的道路。最近的消息，是石药集团顺利加入恒生指数，成为全市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纳入恒指的医药蓝筹。
但之所以说1989年到1998年这十年是中国医药企业“觉醒”的十年，是因为除了这些成功企业的崛起之外，还有企业营销新思潮的涌动，也还有一批企业，在当时正经历着挫败，甚至死亡的命运。
1995年的5月1日，深圳三九药业把写有“999”商标和“三九药业”四个中国字的大幅广告竖在了美国纽约曼哈顿最繁华、最具有商业标志意义的时代广场。时代广场从此出现了一种新的广告语言——中文。
实际上，新的营销理念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出现。1988年12月12 日，我国首家足球俱乐部东药企业集团足球俱乐部在沈阳成立，宣告着药企的一种新型营销方式正在出现。一时间，医药企业赞助足球队的做法开始风靡，后来以延边敖东、广州太阳神、广州白云山、吉林亚泰、广州医药等命名的足球俱乐部红遍中国，正是来源于此。
但几乎与此同时，在山东，当时全国最大的阿司匹林生产厂山东新华制药厂却处于一个巨大的舆论漩涡中。当时，由于阿司匹林价格倒挂严重，山东新华决定停产这种组常见的解热镇痛药，一时间在全国医药行业引起巨大震动。这无疑是对当时药品价格管理过死的一种无奈回应，而药价也自此成为了企业最敏感的神经，药品价格究竟该谁来管，政府还是市场，是放开还是管住？这种争论自此开始延续。
整体而言，这十年一定是中国医药产业发展史上最关键的十年。数量巨大的企业在这一时间诞生，值得我们去记住。除了上面那些，还有例如1994年的东阿阿胶与绿叶制药；1995年的修正药业与益佰制药，1996年的科伦药业与康弘药业，1997年的康美药业与浙江医药，1998年的天士力与凯莱英，这些企业不胜枚举。
1999-2008：黄金十年的出现
改革开放第三个十年，是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的黄金十年。在这一阶段，原料药企密集出现并发展迅速，到这十年的结尾才逐渐开始由盛转衰；一批销售出身的职业经理人开始敏锐的嗅到发展的先机开始投身创业大潮；由仿制到创新的思想转换在这一阶段开始觉醒，一批企业转型成功；此前从未出现过的企业类型如CRO也在这十年间首次登上历史舞台。
从1999年到2008年的这十年，是原料药企的黄金十年。海普瑞、新和成、华海药业、仙琚制药、常山药业等原料药企纷纷开始走向舞台。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上世纪90年代，国外药品研发及产能逐渐增大，产业趋于成熟，利润逐渐降低，原料药的生产中心逐渐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其生产和研发进行着一场新的洗牌和发展。在这一阶段，中国原料药生产在全球青霉素等原料药“最大出口国”的位置上稳居多年，中国的原料药生产企业也拥有着全球最大的出货量和产能储备。
但辉煌的日子总会迎来挑战。在这一阶段的末期，环保压力已经开始显现。从2003年到2007年，仅海正药业一家为环境安全累计投入的资金就多达3亿元。这在原料药企聚集的台州，是一个常态。但对药企而言，环保治理是个必须投入真金白银的事情，医药企业的治污费用非常高，要花几亿元或者更多，环境执法力度不强时，企业宁愿被罚款也不愿进行环保投入。
也正是在这十年，一批原料药企已经开始考虑转型。从低端原料药到高端原料药，从高端原料药再到制剂，在这方面，华海、仙琚都已经走出了不错的道路。以华海为例，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华海已经成为了在美国获得ANDA批号最多的国内制药企业之一。
与此同时，随着一批海归人才的回国，一种新的业态开始悄然在国内医药市场中出现：CRO企业。如药明康德，如泰格医药。2000年，已经在美国风生水起的李革毅然回国，创立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自此在中国开创了CRO这一行业的先河。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药明康德经历了从不被看好到被追捧，到美国上市，后又退市，最近终于回归A股，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千亿市值。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代，中国医药市场上整体仍然以仿制药为主，真正的创新少而又少。石药集团于2006年10月上市的丁苯酞软胶囊是一个例外，这是当时国内上市的第一个专用于治疗脑血栓的新药，对于石药集团来说也是标志性的事件。
首仿药也在这一时间开始出现。1999年，嘉林药业研发的立普妥首仿药阿乐获批上市，享受8年行政保护；2000年9月1日，信立泰药业的氯吡格雷拿到生产批文，作为波立维的首仿药，早在原研药之前进入中国市场。不管是首仿，还是创新，能够看到的是，在这阶段，仿制到创新的思想转换在这一阶段开始觉醒。
2009-2018：医药流通国进民退，创新药的爆发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最后一个十年，医药流通行业的迅速整合，与创新药的爆发，是最关键的两个面向。
在2008年之后的几年里，医药流通经历了一轮大整合，成就了华润、国药控股、上药集团等医药流通巨头，被行业称之为“国进民退”。医药流通领域的变革，以此为标志，正式开始。
首先是民营医药流通企业的爆发，代表企业是九州通。九州通的招数，是在医药流通业务基础上，选择以高毛利业务纯销、中药材及中药饮片、医疗器械等细分领域配送增强企业竞争力，从而在全国布局。相对于国企背景的流通企业，长驱直入，在各大城市布局，开疆拓土之时以九州通为代表的民营流通企业多选择的是兵出奇招。
另一家民营地方性代表企业瑞康医药出的奇招是“打造器械流通领域的‘国药控股’”。随着行业政策落地，瑞康医药这家一直深耕山东市场的地方龙头企业，开始抓住巨变机会，从经营省内器械流通转向全国，加快了收购省级器械流通企业的步伐。
而华润医药在港上市、国药控股进行重组、上海医药并购康德乐，则都是发生在这一时间段之中。而华南的上药集团、华南的广药集团、华北的天津医药、东北的哈药集团、华东的南京医药、西南的重庆医药，则选择了抱团取暖，共同出资设立平台，开展全球采购。
事实上，这十年来，以资本力量为驱动的并购整合正在迅速发生，不管是在医药商业还是在医药工业。大批的企业在这阶段成功走向资本市场，开始上市之路。但相较于这些，创新药的爆发，才是改革开放第四个十年最值得关注的重点。
首先是一批重磅产品的出现。微芯生物的西达本胺、贝达药业的埃克替尼……这些重磅产品的出现代表着中国在创新药领域的水平正在向世界水平逼近，证明了在中国做创新药的可能。
其次是一批最具经验的科学家选择回国创业。王晓东的百济神州、鲁先平的微芯生物、丁列明的贝达药业、俞德超的信达生物、吴敬梓的歌礼药业、杜莹的再鼎医药、杨大俊的亚盛医药、陈力的华领医药、江宁军的基石药业、廖化新的泰诺麦博……这些企业数不胜数，全部在最新一个十年发力。
而最关键的，则是政策环境的变化。深化药品医疗器械改革、实现优先审评政策、扩大药品审评人员……新药研发政策的鼓励之下，中国的创新药研发能力已然取得了重大的进步。这一点从国内企业近年来1类创新药的申报数目上得到印证。
GBI SOURCE数据显示，2008~2017年的十年间，获批上市的1.1类化药和1类生物药（2007注册分类）仅有十余个。但近五年来，CDE手里的国产1.1类化药分子数目除了在2016年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均呈上升趋势。2017年申报数目为112个，包括临床申请和上市申请，达到十年之最。生物药申报数量62个，是2016年的2倍多。中国创新药数量获批将呈井喷之势，已经显现无疑。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药企正放眼全球，“从这里瞄准世界”！9月1日，由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主办，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医疗卫生•生物技术工作委员会指导，E药经理人杂志承办的第十届中国医药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大会暨2018中国医疗健康创新成果年展将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届时将会有1000+创新项目、200+临床专家、500+投资家、500+科学家、500+企业家、200+媒体总编参与，共同见证中国医药创新的崛起。
信息来源：E药经理人
|
